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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入本地文化方制胜,期待本校群英聚上海

作者:管理员 来源:西北政法大学校友会 发表时间:2010/3/10 点击:2469

——2009年上海校友会前采访王安

 

提起西北政法在上海的杰出校友,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是:王安。

200911月,西北政法大学一年一度的上海校友会前夕,笔者拨通了现任静安区司法局局长的王安的电话。

王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声音温和、言语健谈,从第一届西北政法上海校友会开始担任会长的他,见证了这个组织的成长历程,这期间有太多珍贵的回忆,磨难混合着喜悦,困境衍生希望,也延伸出很多对未来有益的建议、意见,以及真诚的期许。

 

记者: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,请简单谈谈您的经历,我们希望在上海的政法同学们能从您的经历中分享到一些经验。

王安:我是我们西北政法83级的学生。那一年进校时,政法只有两个大系:理论系和法律系,法律系也仅有一个专业,即法律专业。在我进校的那一年,学校猛然间扩大了招生规模,专业和班级数成倍增加,一下子弄得轰轰烈烈。我一入校就进了学生会当干部,但要说起当年给同学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,应该是我当上了校排球队的队长兼二传手,当年排球非常厉害(笑)。

1987年,我毕业分配到了上海,当年之所以选择上海,有一个重要的原因:我从小在陕西宝鸡的秦川机床厂长大,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,为支援内地工业建设而从上海迁来的厂子里,上海人占了绝大多数,所以我自己虽然是北方(山东)人,但自小耳濡目染,对上海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已经非常熟悉。毕业后,我来上海的第一年,是在上海市高院做二审的刑事上诉工作,在当年,本科生还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群体,部门里的上海老同志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,我们每天很早起床,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,擦桌子,给前辈们的水杯里盛满水,跟着他们从点滴学起,回想起来,这也算是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实习生的写照。

后来,因为第二年北方学潮的影响,我被安排到金山的上海石化总厂的石化法庭工作,从基层的书记员开始做起。一年期满后,又先后到上海市高院、中院工作,一直到今天的静安区司法局局长。回忆起来,八零年代末到九零年代初的时候,上海实际上是一个不缺少法律人才的地方,像复旦、华东政法这样本土的学校毕业的法律系学生,已经可以基本满足这个城市对于法律方面人才的需求。所以,作为一名外来的(尤其来自当年相对还比较闭塞的西北)大学生,在我事业的前几年,遇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。当时在上海谋生的政法人也可谓是凤毛麟角,于是在我心里就产生了那么一种使命感,就是代表我们西北政法,和他们好好较量一把,也只有我混出摸样了,后来的政法人也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应该庆幸的是,我坚持下来了。

 

记者:您从何时开始参加我们的上海校友会的?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会长的职务?

王安:我来上海的时候,本届校友只有两个,所以当然不可能有类似的组织。我们的第一届校友会是从1996年开始的,1996年以后,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,来到上海的校友骤然增多,那些年轻人开始产生了建立一个类似这种组织的想法,他们找到了我。

第一届校友会在上海商城举办,当时还没有非常系统的,正规的组织,只是30多个校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,彼此认识。我还记得当时牵头的那个女同学叫做刘扬,这个活跃的年轻人,在我们这次校友会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,如果说这此聚会是我们目前校友会的一个雏形,刘扬就可以算是我校校友会的创始人了。

因为我在上海待的时间较长,也较熟悉上海的环境,在这届校友会上,大家推举我为会长。此后,随着我们的校友会的规模逐年扩大,那些年轻的校友们在CHINAREN上申请了“西北政法上海校友会”的网页,并负责信息的更新和线上的推广,我们有了自己的校友会品牌。

 

记者:作为会长,您应该说是见证了西北政法上海校友会的成长历程,在这期间,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,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呢。

王安:从担任上海校友会的会长那天开始,我就在为我们校友会的人数头疼。我们从第一届校友会往后,参加聚会的校友的人数大致都控制在六、七十个左右,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人数多了,场地可能会不够用;人数少了,大家均摊的费用又会变高,所以人数的背后实际上是经费的问题。

由于语言、文化、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,在上海发展的非本土毕业的大学生普遍会遭遇个人发展上的瓶颈。比如律师行业,原本是一个发展空间巨大的行当,但遗憾的是,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,我们政法人在上海的精英律师少,业内领袖更少。杰出校友能提供给校友会的赞助也就一直比较缺乏。而这件事一直到今年才有了转机——与我同届的一位政法校友,也是湖北武汉立丰律所的主任,已于今年来到上海发展,本次校友会活动主要由他提供赞助。

此外,我们的上海校友会,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校友会最大的不同在于:人员的流动性太大。参加校友会的一部分是在校学生,毕业了就很可能离开上海;而即使是工作了的,真正能在上海稳定下来的也很少。校友会的成员变化过快,这给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

 

记者:困难是一定会有的,那么您认为,好的一方面又是什么呢。

王安:我认为我们校友会存在的最大的好处,就在于给初到上海的校友提供一些工作、生活上的指引,一种组织上的温暖。我觉得这种帮助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上的,它会给可能已经失去联络的校友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,给刚到上海,人际关系较为单薄的年轻校友们一个可以依靠的大家庭。

 

记者:您觉得这种帮助主要是精神层面的,但更多初来上海的校友们,希望从校友会中获得的可能是更加强有力的人际关系网络,以及更加实际的帮助,您怎么看。

王安:其实我个人认为,了解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,是所有初来上海的年轻人首先必上的一课。通过同校前辈的指引,能让较年轻的校友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,熟悉上海的环境,获得有益的建议或意见,避免他们在事业上、生活上再走弯路,这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。

至于如何加强组织人际关系的纽带作用,在我们校友会日益成熟的今天,我们也一直在思考,比如今年我们增设了各种形式的论坛(“谁来一起午餐”的十大分论坛),这就是一个新的尝试。

 

记者:以您参加我们历届上海校友会的经验来看,您对我们的校友会有一些怎样的建议或意见?

王安:我们的组织有几百个人,是比较庞大的一个集体,这样联系起来就显得非常费力,比如我今天想到找一个03级的学生,但如果问校友会的组织者,他肯定也不清楚这个人在哪儿,在做什么。我们手里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,因为信息都被组织单一的结构堵死了,是没法畅通的。我由此想到,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校友会的组织进一步细化呢,比如根据不同年级、不同专业,划分成不同的小组,各小组再设立不同的联络人。如此一来,如果组织当中的任意一人,有联系另一个人的意愿,找到这个小组的联络人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的意见是:细化我们的组织,让联络环节再加强一些,把我们的组织变得更加紧密,这样,我们以后的活动也会更有底气。

另外,我们在CHINAREN上的校友会网页,应当保持及时的更新,确保我们的组织能够拥有完整、准确的信息。

 

记者:请谈谈您对我们2009年即将举办的的这一届,包括今后的校友会有怎样的期许。

王安:今年的校友会使我开心的是,财政方面的问题终于解决了。那么我首先想到的是,我们武汉过来的这位校友,他的成功也许会给我们上海的,尤其是在法律界工作的校友们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,或者说起到一个推动的力量,我希望明年我们的校友会,会出现更多杰出的校友,比如一流的大律师,或者优秀的自主创业者——几个人一起,把我们的校友会做强做大,到那个时候,这个组织才算真正的活起来了。

我对我们众多的校友们也有一个期望,就是大家都能热情的参与到这个组织的活动当中,更多年轻的,充满激情,和冒险精神的校友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把我们的组织变成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班子。要知道,若每次活动都只有几个主要负责人跑上跑下,这样导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负责人辛苦,而是整个组织的无力。

另外,2009年的校友会,第一次把场地放在了户外,我认为这是一次不错的尝试,我预祝大家都能得到放松、自由、愉快的一天。

 

记者:最后,作为西北政法在上海的杰出校友,请您给予后辈们一些指点。

王安:我送给大家三个关键词:勤奋、虚心、灵活。我还要告诫我们每一个来到上海求生的外地学子:不要以为了解上海的文化精髓是一件多么不重要的事情。上海和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同,它已经具有非常成形、别具一格的海派文化,你既然来到这个城市,就必须要了解它,了解之后你要融入它,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被这个城市所接纳。所以不管是文化上,还是语言上的问题,如果可以解决,就尽量想办法解决它,还要避免与上海人性格上的冲突。上海号称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,这是一个基本比较奉行自由竞争的城市,只要你读懂了它,你将看见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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